屈舒鹤 《中国青年杂志》

如若回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古籍，是绕不开的题眼。纸页里的文明履痕仍在，典籍中弦歌不绝，山河万古，文脉存而至千秋。

据估算，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以上，数量超过5000万册件。修复现存损坏的全部古籍，需要300余年。

2018年5月9日，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揭牌，成为我国北方第一家古籍保护研究院，正如名称所指，它培养的，是致力于专业从事古籍保护的年轻人。青年与古籍，构成这个故事的全貌，他们从时间的两端出发，涉渡千载，在此相遇。

被文明的烛火长久地照彻过后，一个个微小却持续的变化由此产生，如种子播撒。

事经久，人年少

新学期伊始，天津师范大学，在一堂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选课上，话剧《赵城金藏》正在上演。

剧中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。驻扎在山西赵城广胜寺附近的侵华日军，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广胜寺内的《赵城金藏》。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经过4个多小时抢运，将5000卷藏经全部转移，运抵安全地带。此后，稀世珍瑰《赵城金藏》被安全地保藏和修复，与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敦煌遗书》并称为国家图书馆“四大镇馆之宝”。

剧本是授课教师周余姣依据史实原创的，课堂上近50个学生，她特意设计了20多个角色，意在让大半个班级都能加入。一节课有3个课时，最后45分钟专门留给学生们排演。有的学生特别“能放开”，会主动加入动作设计；有的很兴奋，听说要“玩”，“眼睛都亮了”。

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青年教师周余姣

大家的专业各不相同，外语、教育、广告、计算机……周余姣知道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从事古籍保护，“但我希望学生心里有这个念头，希望他们知道，古籍保护事业的存在”。

周余姣的课堂总与别人不同，她像是做负重拉练——三个大包，十多斤重，各类雕版、装具、拓本、线装书，塞得满满当当。“总想着多展示一点，没准儿学生会感兴趣。”她还随身带着小零食，作为学生认真听讲的奖励。

有非古籍专业的学生问她，自己做了有关宋版书的毕业设计，可不可以请她来带。还有学生课余写了题跋研究的论文，拿给周余姣看。

“蛮好”，周余姣说道，“说不定，这些学生考研会报考古籍方向呢。”

古籍保护，对本科生来说也许是“念头”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，一旦选定该研究方向，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这份事业。教师胡艳杰想知道，学生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。

2023新学年第一堂古籍原生性保护课，她给研一新生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业：介绍自己，并讲述为什么报考。

在收上来的20多份手写纸中，有人因为看了古籍相关的纪录片从而产生兴趣，有人是在文博展览中被一套宋刻孤本吸引，从而喜欢上古籍。

其中一份回答令胡艳杰动容。这个女孩是“三跨生”（即跨地区、跨学校、跨学科考取的硕士研究生），本科专业是父母选的，她并不喜欢。作业末尾写着：“直到来这里，学了我喜欢的古籍方向，我才真正有了上大学的感觉。”

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青年教师胡艳杰

这些课，看似寻常，但来得珍贵。

老师是从不同地方被“挖”来的——胡艳杰曾在天津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了17年，周余姣是中山大学、天津师范大学的双博士后，还有来自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，基本是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。

为使教学内容更丰富，古籍保护研究院开设了实操实训的课程。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修复师牛甲芝，负责讲授古籍的装帧与装裱。上课地点在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室，学生站得满满当当，牛甲芝索性把案桌搬到无人的走廊上。

破损的书，需要细心拆除缝线，逐页补齐，再捶平，重新装订。牛甲芝注意到，其间从没有人说笑，学生们各自把着案桌一角，弯腰站着，认真操作着修复工序。看到完成得好的，她的笑意从口罩后流露出来。

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修复师牛甲芝

牛甲芝有常年戴口罩的习惯，除教学外，她还承担着校图书馆日常的古籍修复工作，遇到破损严重的书册，口罩得戴双层，“絮化太严重了，像柳絮一样，稍微一喘气，纸渣就飞跑了”。牛甲芝今年38岁，因长期低头工作，颈椎尤其不好，有时补了一天书页，一抬头，“瞬间觉得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的”。

手指摩挲过的文明向更远处漫去。6年间，一批批毕业生接连步入各地博物馆、研究院、纪念馆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、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、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特色资源中心等古籍保护一线岗位。

年轻的老师，年轻的学生，乃至更多的后来者，都在古籍中获得绵长的滋养。

始乎博，终乎约

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师生常提起一个名字——姚伯岳。

姚伯岳今年61岁了，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，额头宽阔，总是笑眯眯的。他步子很稳，走路也快，讲话却很慢，会指着路面上的银杏果饶有兴致地点评：“还是应该种雄树，雌树会一直落果。”说完自己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哎，我总是爱瞎操心”。

姚伯岳（左）为学生答疑。屈舒鹤摄

下午2点，日光明媚，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12楼9号教室，20多个学生坐成一圈，上的是古籍鉴定与编目。

姚伯岳是该校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，他的课上不乏慕名来旁听的人。大家知道，眼前这位老师，曾在北京大学与古籍打了大半辈子交道。

17岁那年，姚伯岳以内蒙古自治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，读研后，在北大图书馆进行专业编目实习。当时因条件受限，未编的古籍大多摊放在校内各个建筑的顶层，长久的杂乱无序，加之风吹日晒，轻轻拿起一页，“土哗啦啦地往下掉”。姚伯岳说，“心也跟着纸页一起痛”。

破损、散乱的古籍，在姚伯岳脑海里挥之不去。22岁的年轻人暗自立誓，要做一名图书馆员，让北大40万册未编书，能在书架上干净、有序、安然地存放。

姚伯岳毕业后留校任教，讲授《图书馆古籍编目》和《版本学》等课程。一有空，他就自己钻进图书馆，给古籍进行编目。编目组的人见他是真喜欢，主动给他留了一张小桌、一把椅子，他掩不住雀跃：“用现在的话讲，我也是有工位的人了！”

1998年，北大图书馆新馆扩建完成，未编书的编目工作即将启动，姚伯岳得知后，主动申请从教学岗调入教辅岗，告别讲台，任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和古籍编目总校。此后的20年里，他带队完成近40万册未编古籍的原始编目，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品种和版本。

何为编目？散乱的古籍要一函函、一册册地配齐，破损严重的古籍要甄别修复。没有函套的古籍要新做书套，版本要鉴别考证，古籍上的藏章印记要辨认著录。要做主题和分类的标引，要给出典藏号中著者的四角号码，书目记录要挂接电子扫描的书影图像。

古籍及其函套上有长年积攒的灰尘，也靠编目员吸尘去除，轻了，会除不干净，重了，又怕损坏，对待古籍，像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新生儿。有的馆员因长时间手握吸尘器，大拇指都不会打弯了。

姚伯岳佩服捷克作家尤利乌斯·伏契克，“明知即将赴死，仍在狱中写下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”。信仰足够坚定时，内心也随之富足和幸福，因而，姚伯岳总爱笑。

但学生们见过他流泪。

那是在一堂课上，姚伯岳回忆起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，某天他突然发觉，身边最年轻的馆员，竟是1967年生人，很快，大家都会退休。而那时北大图书馆仍有近20万册未编书，如果不能尽快培养出新的接班人，不仅是北大图书馆，整个古籍事业将面临断代。一行泪不觉淌了下来，“我的前面有先辈可追随，回头一看，后面没有人跟上，这是我最伤心的事”。

姚伯岳默默算着，当时全国仅复旦大学有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，高校里开设古籍编目课程的仅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两所，全国专职的古籍编目员不超过100人，而古籍数量超过5000万册件，培养一个合格的编目员至少需要5年……

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

55岁这一年，姚伯岳告别了相伴38年的北大图书馆，来到天津师范大学。他要为古籍事业的后来者，点一盏烛灯。

学生在上古籍实训课。屈舒鹤摄

继以往，为将来

接励见到姚伯岳，是在第二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。自成为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后，她马不停蹄地采买古籍相关的设备，邀请专家来开讲座。

2007年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在全国启动后，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率先完成馆内15万册古籍的普查与编目工作，其中10部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2014年，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“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”，2016年入选第五批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。

“高校的工作是育人。一所学校对文化的认知，决定了它的学生们对文化的认知。”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钟英华说道。他认为高校是实现文化可持续引领的重镇，通过青年化、现代化的方式开展教育，培养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年轻人。

带着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的构想，接励和校领导多番拜访姚伯岳，请他出任研究院带头人。同为图书馆人，对古籍有共同的眷恋，也有着同样的心之所向——非为以往，非为现在，而专为将来。

一个成熟的图书馆人如同“杂家”，需既懂知识，又懂技术。姚伯岳形容，“心里首先要有一座图书馆，才能清楚手中未知的古籍应放在什么位置”。

卷帙浩如烟海，从业人数却寥寥。鉴定、编目、修复、数字化传播，古籍保护的每一个环节都面临无法与存量匹配的“人才荒”，远远赶不上古籍折损与老化的速度。

若进一步盘究，人才困境指向多方面的原因——传统的“师带徒”模式培养周期长，方法也不尽完善；全国高校逾3000所，其中开设古籍保护方向的不到40所；彼时全国尚未设立古籍保护专门的学科，古籍保护作为研究方向分散在中国历史文献学、古典文献学、信息资源管理、文物与博物馆、图书情报学等专业下。

没有专门学科的弊端在就业时开始显现。上的是同样的课，学的是同样的内容，校招时才发现，用人单位不看方向只看学科。譬如有的单位急需古籍编目员，专业要求仅限图书情报学，那么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古籍保护方向的毕业生就无法应聘。学科不明确所导致的匹配失败，加重了古籍事业的“人才荒”，学生满腹委屈，用人单位也觉可惜。

学生在做古籍装帧练习。屈舒鹤摄

2024年1月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“古籍保护与文献学”作为二级学科，纳入一级学科“信息资源管理学科”下。古籍保护不再只是一个研究方向，而作为学科被正式建立起来。

求索的脚步还在继续。姚伯岳认为，文献学是静态的，可以给各个学科做辅助，但古籍工作是动态的，范围也更宏阔，古籍保护不能停留在针对实体的原生性保护，而应实现从“藏”到“用”再到“活”的飞跃，需要数字技术与人文内涵的结合，需要再生与传播。以上这些，都是文献学无法全面覆盖的。

古籍保护具备交叉学科的典型特征。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材料、计算机等，人文科学领域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地理等，管理学领域的图书、情报、档案、文物等，以及艺术学、非遗技艺等，这些都与古籍保护有关，但每一个学科，都不能完全涵盖古籍保护的全部范畴。姚伯岳希望，古籍能仿照文物学科，成为交叉学科下的一级学科。

成为一级学科还需多久？接励只知道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她明年就退休了。

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以来，接励几乎全年无休，不断考察调研，引进了一批青年人才，她懂青年教师的“痛点”，特意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分领域引进。

“学科建设需要年轻人互相支持，咱别互相‘打架’，别几个人都挤在一个领域里发论文做项目。”接励说道。她用“请教”一词来描述古籍保护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，“像历史文献学、图书情报学这些‘老牌学科’已经很成熟了，我们像牵着大人的手走路的小孩”。

“小孩想领着大人走，还得等慢慢长大。”

长不熄，无改时

2023年6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，走进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，叮嘱工作人员：“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。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，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、珍惜好，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。”

中华载籍，其所以得垂世久远，端赖先人之善保护。长久以来，因兵燹水火使保存至今者不足百分之一，但历代先人青灯黄卷，苦心孤诣，使典籍得以存续。

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

古籍版本学家、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曾言：“全国图书馆的古籍，没有一家的家底是清的。”董桂存对此深有体会，他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青年教师，同时担任古籍编目研习中心副主任。他坦言，外界得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后，周边的很多学校，乃至邻区的公共图书馆，都会把古籍送来请他们帮忙。

学生对书页进行修补

在海外，也存有一定的中国古籍，总数达数百万册。“古籍是孤寂的，只有我们去抢救，它才真正地活着。”古籍保护研究院青年教师凌一鸣，曾在2020年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，参与该校所藏中文古籍的编目工作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既然那里是海外中文古籍收藏的重镇，就必须得来看一看。他希望通过中国人的努力，使世人知道，“这些古籍未亡，它们还存活在世”。

姚伯岳给每届学生都讲过一个故事：明末清初，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收藏极为丰富，尤其珍秘孤本极多，堪称当时天下私人藏书之首。藏书家曹溶曾想借阅某藏本进行誊录，遭拒。谁知没过多久，绛云楼不慎失火，万数藏书尽焚。

“秘藏古籍百害无一利。”姚伯岳对此痛心疾首，只有以开放的情怀让全社会利用古籍，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。他极力推动在校生成立了古籍保护学社和蒹葭读书社，多年来，学生志愿者接力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文学院古籍的编目工作，还积极响应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号召，利用寒暑假时间，走出校园，帮助各地其他图书馆。这正是老师们希望告诉学生的——古籍是摊开的手掌，不是攥紧的拳头。

授课第6年，姚伯岳仍坚持着做新课件的习惯，为一堂课，他准备了97页课件。讲课全程站立，3个小时后，他才敢喝一口水。

课后，大家围着他问道：“您觉得自己成功了吗？”姚伯岳哈哈一笑：“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，这才哪到哪！”

又问起一年来最高兴的事，姚伯岳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是研究院的三位老师相继都有了孩子。

他语气飞扬：“虽然这些小宝宝长大后不一定从事古籍保护，但真的，给我一种感觉啊，大家的生活红红火火，我们的事业，人丁兴旺。”

课毕已是入暮，学生们意犹未尽，跟着姚伯岳走出教学楼。这是一个珍贵的瞬间：姚伯岳放缓了步子，身旁是四个学生，夜阑人静，头顶的月是千年的月。